崇文文徵明古玩字画拍卖交易

每一件书画作品都有其特有的时代风格，这是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、经济、生活习俗以及物质条件紧密相关的.比如说，山水画在一开始时是不讲究比例的，“人大于山，水不容泛”是它的时代特征。因此，早期的山水画多摄取全形，而等到后来画家知道只要按照比例就可以将大自然缩写在画幅中时，取景才开始向局部发展。

书法也是一样。从文学方面来看，不论书写的是诗是文、词汇的运用、事迹的叙述、思想感情的表达等，都能看出它的时代风格。另外书札行款格式和书画件幅也对鉴定书画有一定的帮助。

如追溯历史，自有文字记载的商周以来，玩古物一直是帝王、宦官、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传统。这种传统一直在中国延续了三千多年。直到清末民国，几乎在任何一个有学问、有身份、有地位的文人官员府第，墙上多多少少会挂上几幅名人字画，厅堂上多多少少会摆上一圈红木桌椅，案几上多多少少会供上一些陶瓷、玉雕、奇石作为摆设。
古玩收藏已经成为一种时尚。

古玩旧称“骨董”，零杂之义也。董其昌《骨董十三说》谓：“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，名‘骨董’。故以食品杂烹之，曰‘骨董羹’；杂埋饭中蒸之，曰‘骨董饭’。”又谓“‘骨’者，所存过去之精华，如肉腐而骨存也‘；董’者，明晓也。‘骨董’云者，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。”或者又谓“‘骨董’云者，即古铜之转音。”然骨董非皆铜器，似亦不近情理。其余解释尚多，但均不圆通，总以零杂之义为切当。且有书作“古董”者，盖即古、骨同音之误也。然于义尚合，以古董所有多古物也。今人于此名词更另有解释，所谓古董者，即古代遗存珍奇物品之通称，久已失去原来零杂之含义矣。明时诸家记载，尚称“骨董”或“古董”。“古玩”，乃清季通行之名词，即古代文玩之简称也。按收藏为人类之天性，保古尊古亦为世人共有之美德，故无不以保存其先哲遗迹为盛事。惟中国文明早，名物之产生亦先。禹铸九鼎，三代争宝，是为中国保存古物之肇始。其后历代无不以保存前朝文物为要事。惟古玩以现存为限。中国文明虽始自黄帝，然人文之备实起自三代。三代之文艺产量虽多，乃自遭秦皇毁灭之后，一切无存。今日所能见到者，只有入土之铜器玉器而已，其他均不可得也。

中国字画历史渊源、博大精深，就是用千言万语也无法说清楚什么是中国字画。中国字画是让西方人崇拜的艺术。就说传统中国字画的特点就比西画更精深神奇。传统的中国字画不讲焦点透视，不强调自然界对于物体的光色变化，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相似。而是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感情。中国字画讲究“ 以形写神” ，追求的是“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 的感觉，“ 绝似又绝非像物者的真通” （徐悲鸿的名言）。而西画，讲究“ 以形写形” ，当然，创作过程中，也讲究“ 神” 的表现，但西画非常讲究画面的整体、概括。有人说，西画是“ 再现” 的艺术，而中国字画是“ 表现” 的艺术。

在用笔和用墨方面，是中国字画造型的重要部分。用笔讲究粗细、疾缓、顿挫、转折、方圆等变化，以表现物体的质感，古人总结出了十八描的线条运用法。用墨讲究勾、皴、点、染互用，干、湿、浓、淡、黑合理调配。中国字画的用墨之妙，在于浓淡相生，浓处精彩而不滞，淡处灵秀而不晦，浓中有淡，淡中有浓，浓又有浓和次浓，淡又有稍淡和更淡，有灵活用笔的特色。如当代画家李苦禅画的墨荷,水墨淋漓,洒脱奔放。朱宣咸的红梅极其热烈、奔放、老辣、包容与大气磅礴的艺术风貌。中国字画与书法在工具及运笔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，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古人早有“ 书画同源” 之说。但二者也存在着差异，书法运笔变化多端，尤其是草书，要胜过绘画，而绘画的用墨丰富多彩，又超过书法。笔墨二字被当作中国字画技法的总称，它不仅仅是塑造形象的手段，本身还具有立的审美价值。
刘大为《晚风》1991年纪念党的诞辰70周年美展，刘大为推出力作《晚风》，博得一致好评。作品表现我们敬爱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安详地坐在自家院中。作品成功地刻画了老人的沉思所包涵的的勇敢智慧与坚定的力量。一位伟人经历世纪风雨，终于引导占世界四分之一人民的古国，走向通往下世纪繁荣昌盛之路。
《晚风》的成功，在于它的朴素风格，摒弃了传统表现伟人包括西方传统在内常用的有意的夸饰、强化、烘托、美化等手法。观众在画前油然而生一种平和、亲切、仰慕的情感，也同样会进入沉思。作品构思的成功决非偶然，作者显然是做过多种选择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。《晚风》在表现技巧上，标志着中国人物画的新的高度。
“ 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自周敦颐的名句诞生以来，荷花便有“花中君子”之雅称。历代文人墨客以荷花为题材的诗词画作数不胜数，其中不乏佳作名篇。现代的散文家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广为传颂。